半城故事 | 加缪与他的女友们：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一群充满激情并渴望幸福的女性，很少人能看清自己的欲望

作者：[法]奥利维·托德

加缪与他的女友们

加缪注意到：“越是去爱，荒诞就越是坚固。”他是否由此推断出爱情，至少是激情，会趋向于消失；或者激情会转化为亲密感情呢？“唐璜并非因为缺少爱情而不断寻求女人。”

与他笔下的唐璜一样，加缪也只是一个“寻找完美爱情幻象的人，不过这样很好，因为他总是以同样的激情来爱那些女人，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因为他必须不断重复这一天赋和这种深刻体验。”那些美丽多情的女友们对她们与加缪之间关系的持久性也并不抱有幻想。

在勾勒唐璜这个荒诞人物的文学画像的同时，加缪也将自己的个性描绘、暴露出来：“对于那些热情、陶醉的脸庞，他总是一瞥而过，将其储存在记忆中，不作停留地继续向前。唐璜并不想‘收集女人’，他只是在尽可能多地阅历女人，并与她们一道穷尽自己生命中的种种机遇。‘收集’意味着依靠往昔生活却拒不承认其遗憾，而遗憾乃是希望的另外一种形式。”

如何定义爱情？加缪个人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爱情乃是欲望、柔情与智力的混合体，是把我与某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复合体。这一混合体的构成因人而异，我无权用同一名称来涵盖所有的经历，这意味着不应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它们。”

回顾一下加缪人生中的几位重要女友。

1.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依埃
西蒙娜长着一张漂亮的布满雀斑的鹅蛋脸，鼻梁挺直，褐色的眼睛透着澄碧，双腿修长。这个优雅的女孩体态性感，同时周旋于几个爱慕者之间。她穿着紧身连衣裙，很乐意把自己当成嘉宝、黛德丽、娜迪亚和假小子的角色。她的细高跟鞋和灰蓝色的狐皮长披肩让人惊讶，走路时上身挺直，大步迈开双腿，男人们都朝她回头看。年轻人提到她时都用她名字的首字母“S”称呼。
西蒙娜年幼时，母亲为了减轻她来月经时的疼痛而给她打过一针吗啡，结果她便发现了天堂，从此一直在注射毒品。染上毒瘾的西蒙娜让人感觉既神秘又反常。她会引用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付给出租车司机大把钞票，哼唱淫秽小调，谈论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地中海青年》，这本书介于诗体与散文体之间的写作技巧吸引了加缪。西蒙娜对康拉德、兰波的作品感兴趣，对一切感官的放荡兴趣尤胜。
加缪恨不得揍扁那些用淫荡目光看她的家伙。西蒙娜让他懂得了什么叫激情和嫉妒。加缪和西蒙娜的关系动荡不定，时而和好，时而分手。“除了靠时间来愈合创伤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加缪在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与她在一起的确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还有艺术、爱情。然而，当你眼下的爱情出了问题，那爱情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令人满意了。”
20岁的加缪和19岁的西蒙娜费尽心思让人相信他们是天生一对。很快，他们已经决定结婚。加缪的朋友路易·贝尼斯蒂怀疑加缪是否陷入了天使情怀，一旦跟西蒙娜结婚，他就得拼命矫治她的问题，把她从毒品和狂乱中拯救出来。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却有着古道热肠。在路易看来，这场婚姻是一个错误，因为加缪原本是强烈谴责违反自然的婚姻制度、谴责束缚人的戒指这一可悲的婚姻象征的。加缪和西蒙娜并不宣誓彼此忠实，既然双方在身体上都已感到厌倦，为何还要放弃各自可能的幸福呢？
很快，加缪便发现，一直未能戒除毒瘾的西蒙娜对他来说是一次失败，他掩盖着这个其实早已为人所知的家庭秘密。他只能把自己藏在讥讽的微笑和挖苦的沉默背后。直到有一天，携妻与好友布尔儒瓦一同在德国旅行的加缪，在邮局看到了阿尔及尔一个医生寄给S的一封信，才发现那个人向西蒙娜提供毒品，并且是她的情人。
一抵达萨尔兹堡，加缪就跟玛格丽特和让娜写信，提到自己遭受了生平“最痛苦的一次打击”。“……我的生活因此而彻底改变了。我不喜欢对别人隐藏什么，但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一个事实：一回到阿尔及利亚，我就会彻底地一个人生活。我只请您永远不要再跟我提起这件事。”哪个医生？是在一家诊所为西蒙娜治疗的X大夫，还是Z大夫？加缪只知道西蒙娜吸毒，但并不知道这些医生是她的情人。

2.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弗尔
1937年夏末，加缪认识了一位明艳动人的姑娘弗朗西娜·弗尔。她能弹一手好钢琴，很喜欢巴赫，在大学里修读数学。加缪对她极为倾心，花了很多时间向她献殷勤，鼓励她在钢琴和数学上都下功夫。她那双黑眼睛、猫一样的鼻子以及与鞑靼人有几分相似的高颧骨都令人着迷，微笑时会露出整洁的牙齿，而舞蹈家一般修长的双腿更让她体态轻盈，带着一种天然的高雅。

加缪在私生活中希望有一种能够让他的个人自由得到尊重的生活秩序，但弗朗西娜这位既富有激情又含蓄谨慎的姑娘，给予他的自由明显要少得多。而他的那些美人儿，在阿尔及尔做秘书兼速记打字员的克里斯蒂安娜·加兰多、读法律的女大学生布朗什·巴兰和读药学的女大学生吕塞特·莫莱，都给予了他这种自由。

加缪在信中向弗朗西娜倾诉衷肠：“我重读了一遍刚写完的这封信，那么坦率地跟您说一些我通常不告诉别人的事情，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今年以来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现在我怀着很大的喜悦给您写信。只是，由于我希望自己在您的面前真实而透明，结果总是会说出一些蠢话或者自命不凡的话来。我会像您一样将此解释为书信交流往往词不达意，可是我记得您跟我当面在一起时，我的表现也是同样的笨拙和自命不凡，真是没有办法。”

加缪与弗朗西娜时聚时散，经历着年轻恋人的感情爆发期。他总会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写信告诉弗朗西娜。“我希望从三件必须马上做的事情中脱身出来得到安宁，和你一起去意大利无忧无虑地享受欢笑与生活。”
弗尔一家人试图阻止这段纯朴温柔的爱情，但弗朗西娜说：“我想我会嫁给阿尔贝·加缪。”而那时的加缪，没有钱，没有固定职业，患有肺结核，即将离婚，出于对自由的爱好，不希望再次结婚。弗朗西娜并不总是与加缪一起生活，但是却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欣赏这位既优雅又严肃的伴侣的优点，有时甚至是她的缺点。
加缪作出了让步，承诺与弗朗西娜结婚，不过没有保证忠实于她。如同重视荣誉的西班牙贵族一样，这一承诺对他产生了约束。他们于1940年12月3日结了婚。
在加缪的英国女友马梅纳看来，他和弗朗西娜结婚是因为她怀孕了。如何解释他与弗朗西娜的关系呢？因为北非人的风俗，要对女方的贞操负责，还是要为说过的话负责？不如更简单一点儿说：“她有喜了，所以我娶了她。”
法国沦陷期间，加缪给困在奥兰的弗朗西娜写信，用的更像是一个哥哥而不是丈夫的口吻。法国解放后，弗尔一家（弗朗西娜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巴黎与加缪团聚，路过的朋友常常注意到加缪夫妇关系紧张。加缪虽然一贯对妻子彬彬有礼，但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火，爱冷嘲热讽，说话尖酸刻薄。他不是那种喜欢大喊大叫，发脾气的人。
婚姻令加缪觉得不自在，他无法完成他的小说。弗朗西娜会为了买一张桌子、一套被单、一套大衣征询加缪的意见。弗朗西娜克制自己的感情，有些幼稚，但其实更多的是优柔寡断。与几个围着哭泣的婴儿打转转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写作呢？有时候加缪会羡慕萨特那么自由。
那些经常见到加缪夫妇的人，发现加缪对弗朗西娜所怀有的显然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他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而弗朗西娜的魅力、善良、羞怯、庄重的轻身细语都让他感动。

弗朗西娜经常从事音乐活动，与一些教师一道工作。她在伽利马出版社待了六个月，供职于外国版权部门。然而自从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一到巴黎，家里的局面就变得更加紧张了。“我不知道自己竟然娶了四个女人。”加缪怒气冲冲地说。弗朗西娜的抑郁症发作过几次。加缪对扮演丈夫这个角色感到不自在，觉得岳母家的人时而沉默，时而敌对。弗朗西娜从不抱怨，也从不扮演忧郁的为爱发狂的女人，可她一直痛苦地爱着丈夫。
加缪认为，在还没有写过的婚姻哲学中，“关于妻子的章节应该题为《绊脚石》，而关于孩子的则应该是《小绊脚石》。”
弗朗西娜非常爱加缪，他也应该珍爱她：他就在那儿，有私情，却不说离婚。哪怕加缪在其他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他也会想着弗朗西娜，甚至在梦里。因为他梦见她，梦见她的帮助，他在手记中写道：“他被带到断头台，还有一个名叫薇拉的女人。弗朗西娜来见他，并给了他一把手枪。他对她说：‘我就知道你回来帮我。’”

1960年新年前，加缪对妻子说：“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个人不该娶自己的姐妹。”

3.“我的小姑娘”——伊冯娜·杜凯拉尔
1939年10月，加缪通过吕塞特·莫莱结识了伊冯娜。她常去“真财富”书店和夏洛的书店，参加团队剧社的会议，加缪还介绍她读舍斯托夫的书。伊冯娜在女子高中做了六个月的哲学代课教师。她喜欢加缪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感、他的亲切、他的友情、他那种以轻浮的语调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方式、那种近乎玩世不恭的反讽，尤其喜欢他讲话时非常专注的眼神，“仿佛灵魂浮现其中”。但她也知道加缪已与弗朗西娜订婚。
加缪热恋着伊冯娜，而她对他似乎存在着距离，形同陌生人。他从奥兰写信给她：“我的小姑娘，你没有太多跟我谈到你自己，但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面容是否依然如洋地黄般明媚。我离开阿尔及尔可能不是那么自然，过去曾经发生或的一切并不妨碍我如今想起你时，感到自己身上有某种清新的朝气。也许，如果我们懂得多一些耐心的话，我们还会有共同的时光分享，还会有更加快乐的日子。我不仅祝愿而且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当所有的污浊与晦暗成为过去，我想我会看得更加清楚。我不太了解在阿尔及尔时的自己，相反我却完全记得那个曾懂得与你共同生活的加缪。瞧我说得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其实要说也很简单：我对生命中有你的存在感到幸福。再补充一点，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既踏实又放松。给我写信，伊冯娜——如果可能的话稍微写长点。我不经常写信，写得也不多，但是我希望你信任我，并渴望能将你拥抱在怀。”
他对伊冯娜怀着激情并且告诉了她，对弗朗西娜则怀有一种温情，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伊冯娜。由于害怕被人视为可笑或者笨拙，他不敢写“我爱着两个女人”。给伊冯娜的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真想抱吻你又真想背转身去。”他答应说要和伊冯娜重聚，他们将互不干涉地生活，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忠诚。没必要在无谓的痛苦中糟蹋掉各自的人生。
最终，加缪决定于伊冯娜分手，至少在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他又采用了父辈的口吻，这是典型加缪式的表示分手的修辞手法：“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真的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他清楚这种良好意愿的不切实际：“但这两种希望都是不可能的。”仿佛他想促使伊冯娜代他作出决定：“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回信。”仿佛他同时又在否认自己刚刚写下的话：“只是试着不要忘记我。”
从巴黎回到奥兰，加缪又给伊冯娜写信：“也许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激情，不过，加入我比较切实地看待这件事，不带着冲动和狂热，那么我会对自己说除此以外我不希望还有别的东西。当然，我无法否认此刻正在想念你，就像想念一切不在眼前的东西一样。”他的语气中仍然流露出幽默来：“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够高尚。”
加缪对伊冯娜难以忘怀，处在弗朗西娜和伊冯娜之间令他心碎。1941年仲夏他曾给伊冯娜写信说：“即使是我做错了，即使你为此痛苦，对你来说事情也就仅此而已。我从眼下的处境中看不出任何庸俗的意味来，因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没有掺入过任何庸俗的成分。”信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当然，我并没有对你说要你等我，……以前我对你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加缪对忠诚的理解与一般人的不一样：“不管对还是不对，我有一个坚定信念，你也应该有，那就是坚信有一种忠诚超越一切，超越于我们之上，有了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重聚。”他说回去重新找她，也与伊冯娜一起去露营了一个星期。但后来，加缪又写了一封绝交信：“我不会再见你了。……原谅这件事情上我所有的荒唐吧。我很痛苦，我爱你，但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


4.西班牙情人——玛利亚·卡萨雷斯
在莱斯利夫妇在家中组织的一次毕加索剧本的诵读会中，加缪认识了已经凭借在辛格的戏剧《悲哀的黛戴尔》中担纲女一号而在马图兰剧院崭露头角的玛利亚·卡萨雷斯。身处众人中间的玛利亚光彩照人，超出了传统的审美标准。她的眼睛又长又大，下巴倔强，嗓音沙哑。这位年方22岁的女演员注意到了年轻迷人的舞台监督加缪：他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声音嘶哑但干脆，心不在焉又神情专注，侧面显得有些高傲，目光迷离，举着带着傲气和疲惫。他应该当演员，她想。
在玛利亚眼中，加缪有一种粗犷的大地般朴实的美。在加缪眼中，玛利亚有一种“想要威吓、挑战、赌一把的欲望，不是做傻事，而是挑战。”玛利亚的父亲是西班牙人，饶有家产，曾出任过海军部、通讯部、公共工程部和内政部部长，还担任过议会主席和战争部部长。西班牙内战期间，玛利亚曾在一家医院工作。她继承了西班牙人固有的无政府主义，“傲慢自大，有戏剧性”。玛利亚到法国避难，于1939年在维克多-迪吕伊中学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她未能获得第二个业士学位，随后又参加过三次巴黎音乐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在考试中的表现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玛利亚扮演过贝雷妮丝、《吕伊·布拉斯》中的王后，以及佩玑写的《圣女贞德》中的主角。她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她对别人的议论无动于衷，虽然非常有女人味，但是却要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
玛利亚主演加缪改编自彼埃尔·卡尔德隆的剧作《十字架的虔诚》玛利亚和加缪彼此相似，都为对方身上或真实或想象出来的西班牙作风所吸引。加缪像卡斯蒂利亚人，而玛利亚则像个性更强的加利西亚人。她比加缪小九岁，拥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血管里流淌着对异性的征服欲。和加缪一样，她来自异乡，傲慢、充满热情，但是更乐观。她的座右铭是todo es nada，一切皆无所谓。两个人都独立、骄傲、占有欲强，近乎专横。玛利亚也像加缪那样没有忘记西班牙共和国的覆亡，但她的记忆中保留的激情多于加缪，政治色彩则要淡一些。与加缪不同，玛利亚的身体极好。他们俩人都是acteur，演员兼行动者。加缪不太擅长狐步舞，但探戈和华尔兹跳得不错。他们常常一起唱夏尔·特莱内或艾迪特·皮亚芙的歌。加缪与玛利亚曾在一次突然的大逮捕中一道被捕。法国和德国警察封锁了雷奥米尔-塞巴斯托尔地铁站附近一条街道的两端，当时加缪带着一张绘有《战斗报》报头的版面设计图。起初他把设计图揣在大衣口袋里，后来又把它悄悄塞给玛利亚。德国人对男人进行搜身，要求女人们出示证件。玛利亚看见加缪举着双手被人搜身，心想如果警察当着她的面折磨他，她就会说出自己身上的设计图以保护他。
个性很强、热烈如火的玛利亚有时粗暴而没有耐心，阿尔贝常常把她叫作“战争与和平”。和她在一起，这位作家不再装作冷漠、不再扮演局外人。加缪和玛利亚的关系人尽皆知，他们在一起时似乎一直很幸福，可是对未来却感到困惑，他们打算移民去墨西哥。
加缪安抚玛利亚：“弗朗西娜，就像我的妹妹一样”。当他宣布他的“妹妹”怀孕时，玛利亚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和他彻底了断了。他们当中更加具有西班牙贵族气质的人，有时候其实是她。1948年6月18日，在圣日耳曼大街，加缪碰见了玛利亚。她已经是个非常出名的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了。他俩的心都乱了。当时她是演员让·塞尔韦的伴侣，为了加缪，她离开了那位演员。但是为了孩子，加缪不愿离开弗朗西娜。
在西班牙，玛利亚使加缪牢牢地忠于她：一个女人往往既是一座近在咫尺、看得见的村庄，又是一个远在天涯、只能想象的地方。卡萨雷斯成为了加缪一生的牵挂。有时他会一天给她写两封信，常常很忧伤。他肯定地说，如果她走了，他将不愿意再笑。他嫉妒：她必须工作。“你应该去工作，可是要想着我。”任何男人都不能把手放在她身上。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等她的信。他焦虑不安，说自己疯了。
玛利亚满足于活着、满足于爱，她在燃烧，但她感到遗憾他们不能一起外出。她对他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时，要幸福。”加缪温柔地谈起弗朗西娜。他尊重她，他对弗朗西娜怀有一种非常深沉、深情的友谊，对玛利亚则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弗朗西娜完全知道加缪身上的二元性。她有勇气大度地接受——或者说差不多接受——这一点。
1949年元旦，阿尔贝给玛利亚的祝福是：“新年快乐，我的爱人，希望我们一年都在一起，我不会在远离你的地方死去。”加缪几乎想说：“我不适合婚姻。因为我觉得很难去爱。但是我爱了。就像我觉得写作很困难。但我写了。”
加缪回忆了与玛利亚的关系：“在1944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十分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美好时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经历过双方的骄傲，甚至在我们重逢后，我们依然骄傲。骄傲的爱情有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没有天赐的爱情那样令人震惊的确定性。”
加缪的朋友证实：玛利亚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们觉得加缪和她在一起时显得特别自在、放松，而且他很爱笑：

“什么事让你发笑？”她问。

“快乐。”

“他接替了我父亲，他是为我而造的人，”玛利亚写道。她接收了他的做法，在不忠中忠实。他精心写了一句话，并经常用：“我欺骗过你，但我从来没有背叛你。”加缪要求自由，但不给予她同样的自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玛利亚的某段短暂关系，哪怕连风流韵事都算不上，他也会拉长了脸。
当加缪有点风流韵事时，玛利亚很平静：“我们对对方感到很有把握，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互相怀疑，而且我们确信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的意中人，一切皆有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战胜我们身上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传统观念，战胜我们身上人和完全占有的企图、任何虚荣可以伪装的东西，最难的是，战胜牢牢控制我们两人，在我们身上不断叫嚷饥渴的，独断专行的骄傲，从而度过痛苦和危险的考验期。”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却分享生活。加缪来剧院找她。在玛利亚面前，他愿意表现得像个病人，让她看见他呼吸短促、出汗、面色苍白。她能感觉出他的幽闭恐惧症，懂得控制他，不管幸福还是不幸，协调还是不协调。他们就是对方的影子，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加缪在一家人一起居住的公寓感觉不自在，在玛利亚那里它可以放松，在“唯一的女人”、老女佣和一条狗中间感到幸福。然而，他需要弗朗西娜扮演家中的母亲-妻子这个令人讨厌的角色。玛利亚则扮演另一个角色，更快乐或更夺目，也就是所谓的情人。

5.美国宝贝——帕特里西亚·布雷克
在美国文化交流期间，《时尚》杂志主编杰西卡·戴夫把帕特里西亚介绍给加缪认识。帕特里西亚年方20，美丽动人，长着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秀发。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位钢琴家，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是个早熟的姑娘，在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的史密斯学院历史专业学习，即将毕业。她还在史密斯学院的法语之家学习，进修17世纪至19世纪作家的作品。帕特里西亚拿到了艺术学学士学位。她熟悉让·瓦尔，也曾痴迷于杜兰斯，会谈论克尔凯郭尔。她为《纽约时报》文学栏目写过几篇文章。在《时尚》杂志，她是个地位不高的撰稿人，每周挣35美元。在女人面前，加缪常常使用歼击轰炸机飞行员的技巧：他挑逗对方，他的计划往往能得逞，然后，他很快离开。飞行员陷入了热恋，情意绵绵，不怕被人注意。他公开与帕特里西亚出双入对。帕特里西亚单纯的外表下面，拥有才气、天赋和成熟的思想。她很高兴地陪加缪去布林茅尔学院发表演讲。
加缪引导她在文学和政治的海洋中畅游，并帮助她避开一些暗礁。帕特里西亚发现了普鲁斯特，她说普鲁斯特拥有伟大的智慧。一半的智慧，他说。她比加缪对诗歌更感兴趣。帕特里西亚非常激进，当时是 Communist Party员，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她需要解毒药。加缪告诉她 Communist Party的领导人不仅仅是空想主义者，他们还是凶手。
回到巴黎，加缪把自己写的书寄给帕特里西亚。在圣-热内维埃夫山间的微光中，他仿佛看见了出发前夜与帕特一同走过的第八街的灯光。“……丑陋的房屋顶上的红色天空，冷漠的人潮，你对我转过脸来，你的脸蛋让我觉得它比整个城市都要美丽。啊！帕特，如果现在你在这个毫不吝啬展现它的美丽的巴黎该多么好啊。”加缪拼命抓住任何有可能见到帕特里西亚·布雷克的人，虽然这样的机会寥寥：“昨天我在大街上邂逅了你的让·瓦尔和他的新婚妻子……”
一般来说，加缪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有点儿大男子主义：“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变成一个身披水貂皮大衣的死魂灵，……虽然所有的女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如此。”1946年8月，加缪住到了距离南特40公里的穆吉耶镇，他对帕特里西亚承认他虽然并不幸福，但内心平静。

6.英国金发女郎——马梅纳
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马梅纳有“敏锐的思想”和“弱不禁风的优雅”。马梅纳写道：“加缪说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被我深深吸引，他说我是那种会让人坠入情网的姑娘。”马梅纳相信加缪根本不重视弗朗西娜，不过她感觉得出来弗朗西娜有多么在乎加缪。
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11月7日的日记是这样的：“在地铁里……加缪说：‘我不能离开你。’我说我无法确定能否像他那样把这件事当真。过了一会儿，加缪温柔地说：‘在你身边我觉得很好。’我说：‘我们以后怎么办？’他回答：‘离开。’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外省。’”这段对话颇有海明威的风格。
马梅纳在阿维尼翁与加缪重逢。加缪说：“这个星期，你给了我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与不幸。”马梅纳写道：“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说：‘你知道，你会把我忘了的。’他说：‘当然我们会忘记一切，可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我会把你遗忘的世界里。’”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去一个又一个的咖啡馆约会。在马梅纳回伦敦前，加缪把《鼠疫》的某些片段给她看，给她寄了一束花和一封信：“我无法想象你要离开。如果我不克制自己，我的冲动一定会把你带走。而且，我无法把你从我这颗你认为不好的心中抹去。（鲜花），在西班牙，意味着激情和暴力。但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我们有理智。再见，亲爱的异乡人！如果你回来，不要马上抛下我孤独一人，回头再看我一眼。失去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知道了。”
加缪与马梅纳一直保持通信。后来，马梅纳因患结核病不幸去世了。对伤感不已的加缪来说，她代表了一种人性的成就，集智慧和勇气于一身，能宽容地接受他的一切。

7.伊丽莎白时代的精灵——卡特琳娜·塞莱斯
1956年，加缪回到了萨巴斯蒂安-博丹街。她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新法兰西杂志》院子里的一个年轻女演员。加缪在他的笔记里写道：“我喜欢这张清秀的脸，忧郁、伤感，有时带有悲剧气质，但总是很美；这个小小的人儿手脚挺强壮，可脸上却仿佛燃烧着凄切、温柔的火焰，那是纯洁的灵魂里的火焰。当她在舞台上转过背去时，她的伙伴该多难受啊！不过这小小的不幸会很快烟消云散的……她的小肩膀是多么柔弱……好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我又被一个女人触及内心了，我对她毫无欲望，毫无游戏的意图，爱着她，还带着忧郁。”
卡特琳娜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战争期间死于集中营，母亲是业余小提琴演奏家，她曾写过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戏剧的学位论文，对加缪希望改编的《马尔菲公爵夫人》很有研究。卡特琳娜性格严肃，还有点儿古怪，曾和一个英国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她可能是加缪遇到过的最有文化修养的女演员。她并非“黑脚”出身，却在战争期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
她有着精灵一般的体形和忧郁的眼神，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她能接连几个小时思考她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和饮茶的姿态。她在艺术上追寻的是整体性的表演方式，喜欢调查和阅读。加缪向她推荐的角色是富有魅力，甚至几近疯狂的。戏剧家重新经历了他此前只和玛利亚在一起有过的独特感受：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在舞台上说另一个人的语言，融入她想象出来的角色之中。玛利亚和卡特琳娜都是最好的、最富有感性的演员，她们一个是西班牙人，有热情似火的性格；一个矜持含蓄，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但她们两人都代表了加缪心中的梦想。
玛利亚成名已久，激情四溢，她全心全意地拥抱生活，用平等的目光看待加缪，视他为自己的兄弟。卡特琳娜的心思则不一样。她和玛利亚一样欣赏崇敬加缪，可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她才25岁，他已经43了。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点儿教师爷的架势。
为了加缪，卡特琳娜还学会了打字。她打剧本和讨论会的记录。他们两人，谁也不是按照另一个人的指示在生活，而是心甘情愿的——这难道不是激情存在的一个条件么？
1959年12月30日，加缪给卡特琳娜写信：“……我一到巴黎就给你电话，可咱们也许现在就可以说好，星期二我们共进晚餐。……我给你送去一箱子祝福，愿你永葆青春，愿你的小脸永远美丽，这么多年了，我是多么爱它啊（我也爱看你脸上忧郁的表情）。……我们很快就要重逢了，想到就要看到你，我是多么高兴啊，在写信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微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赴你的约会呢？吻你，紧紧地拥抱你，直到我们相见的星期二，在那之后，我才能重新开始工作。”

8.丹麦画师——密
加缪和密是在花神咖啡馆相识的。密来自丹麦，为了做绘画教师，她曾在哥本哈根的美术学校学习，然后又来到巴黎，在“大茅屋”画院继续学习素描和油画。现在她是这所画院的公积金司库，职责是监督画室、挑选模特、指导他们摆姿势。靠做这些工作，她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权利。不过她同时还在其它地方勤工俭学，如在雅克·法特的时装店中担任模特。随后的日子里，加缪陪她走过了圣奥梅尔、纳博讷、佩皮尼昂、贝齐埃等地。加缪又焕发了青春。这一对情侣并不隐瞒自己的行踪：人们看见他们出双入对，在利普啤酒馆，在“小铺路石”餐厅，在“云”夜总会，都有人看到了他们的俪影。密还是很少几个陪加缪一起看足球比赛的女人之一。他们一起谈论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尼采：“他谈他自己就像在谈上帝一样，”加缪说，“可他总是很可怜。这可不像上帝。”
密欣赏加缪的幽默，加缪也被她深深打动。他们俩待在一起，感觉就像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时间泡”里。密常常拖着加缪去维莱纳游泳池，他喜欢她身上的青春活力和热情。这个女孩把加缪当同龄人来看待，这一点也让作家感到轻松惬意。
1959年12月29日，加缪写信给人在丹麦，正准备返回巴黎的密：“这次令人伤感的分离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需要对方。我过去就知道，现在我更清楚这一点，我是多么依赖你啊。我满怀热情地等着你，我亲爱的、热情的女孩，我的心上人！在你读到我的信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两三天就可以团聚了。”

加缪的爱情观
“毫无疑问，爱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对她产生欲望，反之女人对待男人也完全一样。”在加缪这个大男子主义的阿尔及尔好男人看来，这也许体现了一种“男性化的秉性”。
加缪在给吕塞特·莫莱的信中写道：“那些在我眼中对生活充满激情并渴望幸福的人总是吸引着我。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女性朋友要多于男性朋友。”很少有男人能对女性怀抱真正的友谊：“总是存在着某种暧昧——某种双重游戏——，某种从一开始就让感情走了样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由于很少有男人能看清自己的欲望，即懂得进退有度。”
加缪需要有人陪伴，需要女性的友谊、爱情，也需要孤独。与令人心动的姑娘保持纯粹的友谊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女子，即使生活经验不多，也能在加缪身上清楚地感受到唐璜的影子，感受到一个天生的诱惑者。
对于加缪而言，伊冯娜是个可亲的异乡人，他更不愿意帕特里西亚离开自己。这些女人不是匆匆过客，因为他会真切地思念她们。他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理由很浪漫，就是为了找到独一无二的那个。他是一个霍夫曼或者普希金式的唐璜。还有一个理由——但不确定——是：每次都是出于新鲜感，加缪才跑去勾引女人，就像莫里哀或者莫扎特笔下的男主角那样。他周旋于一个又一个女人中间是为了战胜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
为何不能爱两个女人呢？既然可以爱两个，为什么不爱更多？对他投入激情爱过的人，他的感情从爱恋变成了喜欢，对所有人，他都保留着一份脉脉温情。

注：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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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编辑部

文编|MISS半城 美编|姜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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